史耀增
　　合阳人习惯把元宵节期间展示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统称为“社火”。早先的社火都是以“社”为单位组织的，场面宏大，红火热闹，“社火”大约就是由此而得名的。“出社火”的“出”和“摆社火”的“摆”都是展示的意思，“耍社火”的“耍”是从表现形式上来说，而“闹社火”的“闹”则是指参与人数众多，气势磅礴，气氛热烈，有一首合阳“花花”（民间歌谣）专道社火种类的丰富：“白天社火高跷杆，晚上龙灯跑船船。锣鼓喧天跳杂戏，不如看狮子过灯山。”是说白天展示的是高跷、芯子杆（亦称“摆故事”，因为一堂芯子表现一个故事，故名）晚上龙灯、狮子、旱船竞相登场，还有高大的灯山（亦称鳌山）、和用大锣大鼓伴奏的跳戏（亦称锣鼓杂戏）等等，真正是争奇斗艳，各呈千秋，营造出乡间浓郁的年味。
　　昔日合阳沿黄河的10多个村庄里有30多个跳戏班社，一入腊月便开始排练。行家庄在排练的祠堂或大房里挂一面大锣，以锣为号，参与者不得迟到，所以把开始排练叫“挂锣”。莘里村则在排跳场所的大梁上搭一根勒麦车的大绳，地上放一堆枣刺，谁若来的迟，或者学习不用心，便要挨枣刺之笞打，或者跪一炷香的时间，即跪在地上手拈一支点燃的香，等香燃完才能起来。该村搭起家伙闹跳戏时，先吃一顿豆腐白菜，叫“搁伙”，意思是团结一心（俗话的“搁到一搭”“搭伙成群”），把跳戏排好，然后“挂锣”排练；等把跳戏闹完了再吃一顿，叫“吃散伙”。这些费用都由社家来出。过去的农村冬天无事可干，家长们认为让孩子学跳戏不但可以防止赌博学瞎，还能认几个字，所以都支持，还生怕学不好。行家庄党继祥老人向笔者讲过一个小故事。他父亲技术全面，排跳时担任拨师（导演），他10岁那年父亲教他学“上势”动作，可他咋也学不好，父亲便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他哭着跑回家向母亲诉说委屈，母亲正在包包子，顺手拿起小擀杖在他头上又敲了几下，说：“谁叫你不好好学？打得活该！”俗话说，行有行规，这大约就是乡间社火的行规吧。而在以“上锣鼓”出名的东雷村，那种“行规”可就要严格得多。在这个黄河塬畔的村庄里，一旦闹社火的事情定下来，所有人都得听从“社火头儿”的指派，收东西的、做杆的、拟文的，各负其责。如果有哪个脖子后头有几根犟筋的小伙子胆敢抗命，那些负责安全的人便会将其放倒在地，拖住双腿拉到公共场所，用大梁上悬着的大绳给其来个“凤凰单闪翅”，不由你不杀猪般地叫唤，连声告饶。久而久之，没人敢惹怒众人，但那根大绳还悬在那里，是一种规程和纪律的象征，也是“一人不捩社事”那句俗语的形象图解。
　　出社火被村民视为一种神圣的活动，所以人们或打着神的旗号，或乞求神灵在冥冥之中保佑活动顺利进行。徐水北塬新堡村的龙灯十分有名，过去是每隔12年逢到龙年时才耍一次，每次出龙前，社火头儿都要领着全体舞龙者拈香奠酒，行三跪五叩大礼，祈求龙王保佑活动安全成功。东雷村分为南北两社，出社火前决定出场先后顺序的方法是在村中间的土地庙里抽签。由村中年高德劭的老者在香炉里插进两根长短不齐的香，上端取齐，两社的社火头儿上前，拔出长者先出，拔到短者随后。行家庄出跳前亦是先祭祀神灵，然后巡游全村，每到一个神庙前都要落一次场子，跳一段后继续前行。演出广场跳（因为只演示动作不开口，所以亦称“哑调”）时的场所都在打麦场上，表演区则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上世纪初期有一年元宵节，东社的王顺奎走亲戚时为抄近路，从西社的场子中间斜刺穿过，西社人认为冲了他们的神气，几个小伙子上前扭住便打，有个叫党登洲的从地上抓了一把石灰向王顺奎眼中撒去。王顺奎受了羞辱，一气之下出门当了“粮子”（当兵），过不多久扛着一杆步枪回到村里，径直走进党登洲的院子里，当着他两个哥哥的面将其放倒了！那时的“粮子”没人敢惹，两个哥哥不但不敢寻事，还托人从中说合，声言永不报复，就此了事。
　　凡是民间艺术，都有其特殊的技巧，有些甚至是秘不传人的东西，比如王善庄青瓷船上粘牢碗碟要用一种火胶，其熬制技术就属于家族传承，绝不告诉外人，但也由此产生随着老人谢世，技术便随之湮没的悲剧。金水沟畔、乳罗之阳的岱堡村有一种“血社火”（当地人称“血故事”），装扮上有许多特技，所以装扮社火的地方有人把守，严禁旁人进入。直至现在，任你牌子再大的媒体记者、职位再高的政府官员，即使磨破嘴皮，也休想到现场一窥其中的奥妙。村中人会告诉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村有个参与过扮社火的人到外村拉长工，经不住人家的利益诱惑，泄露了“血故事”扮演的绝技，村里人怒不可遏，找了个借口，趁夜将其扔进了枯井！由此可见村里人对特技保守之严密，谁还想再自不量力地去碰这个钉子呢？
　　能出社火的村庄，不论大小，人口多少，展示给众人观看的东西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即使同一类型，也各有千秋。比如同为芯子杆，有的以高玄见长，有的以精巧著称。站在杆上者，有的是八九岁的孩童，有的是周岁左右的幼儿。而家长则认为，孩子能上一次杆，可以得到一次锻炼，能沾带众人的福气，也能得到天地神灵的护佑而茁壮成长，所以都是争先恐后主动找社火头儿请求给孩子一次难得的机会。社火队伍前头，有的村是社火头儿领队，一副志得意满、舍我其谁的神气，脸上堆满难以掩饰的骄傲之态；有的村则由年龄最长者（俗称“人王”，但均为男性）穿着儿子备办好的寿衣率领队伍前行，众人尊敬的目光让老人从内心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欢乐。在合阳东南乡的南吴仁村，有一种叫“撂锣”的民间艺术特别出名。该村走在社火队伍前的人还起一种“节目预告”的作用。民间社火一般都是连出3天，南吴仁也是如此。社火头一天，社火头儿穿的是皮袄，暗寓“热得哩！”第二天下午，社火头儿穿夹袍（俗称“大夹袄”），戴礼帽，意思是“正儿八经地遵礼而行”；第三天下午，社火头儿戴着凉篷子或秸帽（俗称“草帽子”，遮雨遮阳），观众一看，心里明白：“哎呀，凉篷子上来咧，明后晌大概凉咧！”
　　中国人过去追求“三多”（多子、多福、多寿），有些村缺儿少女的人便希望借助摆社火时的阵势感动神明，给自己赐个一儿半女。社火队伍有头，自然有尾，扮演社火尾子的人打扮得奇形怪状，还要经受那些看热闹的人特别是儿童们的推推搡搡，所以扮演社火尾子是个苦差事，人员都是由社火头儿指派，但在南吴仁村却大不一样，社火尾子有人争着当，甚至有时还要托人走社火头儿的“后门”哩！因为那些家中儿女缺少的人认为当了社火尾子，为村里的事出了力，人在地上耍社火，神也在天上看，说不定看得高兴了，就会特别眷顾自己，满足你的想添个儿女的要求。徐水沟畔的和阳村摆社火时，人们在锣鼓车上总要点缀几个“棉花娃娃”，胖嘟嘟地十分可爱。社火结束的那天下午，总会有那些热心人小心翼翼地把“棉花娃娃”卸下来，揣在怀里，走进巷道里那些缺儿少女的人家，把“棉花娃娃”放到小夫妻的炕上，用被子盖好，相信这样就会圆了这一家的儿女梦。如果来年真的添了孩子，那送“棉花娃娃”的人自然是有功之臣，一定会被主人请去坐到上席喝一杯喜酒的。
　　元宵节出社火是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自然也给那些农村的“土秀才”们提供了一方展示才艺的平台，从而也形成中华联坛里的一朵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山花——社火文联，芯子杆的文联极为讲究，它像是猜谜一样，有谜面、谜底，谜面是一个故事。比如蔡苜村某年摆社火，总题是“禁止赌博”，有一床是“红眼”（纸牌中的一张）典故用“李亚仙刺目劝学”，极为贴切。有的对联语言幽默，比如1983年岱堡村出“血故事”，郭进禄为其撰联曰：“乳罗山下尘土飞扬，打打斗斗，几代豪杰争胜负；金水河畔火光冲天，杀杀砍砍，各路英雄显神通。”再加一个楣，“全都没来”。读罢仔细一想，不觉露出会心的微笑。有的对联则在提醒观众：“要看早些来，真热闹全凭起首；未完且莫去，奇妙文还在后头。”有的联文则显露出朴实可爱的乡土气息。比如有个叫太定的小村庄也摆社火，自知实力不足，总牌便出个“菜多肉少没骨头”，人家对自己已经来了一番自嘲，白看热闹的观众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过去闹社火时，同村的社与社之间往往为小事伤了和气，闹得大家都不愉快，有一个叫郭子高（据说是岱堡人）的老先生曾撰一联：“社火社要和，社不和不如不社火；热闹休惹恼，若惹恼不如不热闹。”语言明白如话，说到了大家心里，讲清了“和为贵”的深刻道理，所以不胫而走，一直流传至今。
　　社火扎根于民间的沃土，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了人们年节期间文化娱乐的需要，这也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社火尽管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依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随着闹社火，肯定还会产生新的轶闻趣事。这些轶闻趣事就像合阳踅面里仅用筷子头蘸上的那一点花椒面，让民间社火更加有味，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更深刻，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