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渭南专署和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全区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通过土改使农村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为农业的发展开拓了道路。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全区10173名反革命分子分别给予处理，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新生政权。通过对揭发出有贪污行为的5884人的处理，纯洁了干部队伍，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　1950年10月，美国出兵侵略朝鲜，直接威胁中国安危。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号召。11月，全区展开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军，至1951年10月自愿报名参军的达10万余人，经检查合格批准入伍的17228人。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渭南专署领导全区人民大张旗鼓地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有计划地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到1956年春，全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1.55%，87%的个体手工业户加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85%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把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改变为以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　1956年10月，渭南专署建制撤销，所辖18个县直属省上领导。各县认真贯彻中共“八大”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重要经验。1957年夏季以后，党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左”倾错误。各县按上级部署开展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使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工农业生产受到挫折，造成了1959年以后连续3年的严重困难。

　1961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渭南专区重新设立。专署认真贯彻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精神。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检查指导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在“反右派”和“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22100多名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部署了精兵减政、减少职工和城市人口工作，至1963年4月，全区精减职工21160人、城镇人口65682人。在全区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使工作失误造成的困难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克服，全区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得到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全区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在农村进行以清理工分、清理财物、清理账目、清理仓库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发布后，全区除继续在面上进行社教外，从当年秋季起，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从全区抽调人员相继在临潼、渭南、蓝田3县开展了点上社教，内容改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与此同时，在专区、县级机关、事企业单位开展了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五反”运动）。这次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许多缺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等歪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社教运动把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实践中又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了阶级斗争，发生了扩大化、绝对化的偏差，在组织上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在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上发展了“左”的东西。据渭南（今临渭区）、临潼、蓝田3县统计，社教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有6065人（其中国家干部1723人），对163名县、区、社领导干部也进行了不适当的处理；在“民主革命”补课中，全区9392户劳动人民家庭被补订为地主、富农成分，挫伤了一些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社教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

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全区抽出521名干部，组成79个工作组，派往57个中等学校、14个完全小学、8个机关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全区上下掀起对所谓“三家村”罪行的声讨、批判。7月下旬，以县为单位举办为期30多天的初中以下教师集训会，不少教师受到错误批判。28所高中、师范、农业中等技术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红卫兵”组织。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明确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9月10日，地委、专署根据9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成立两个领导班子，分别负责“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个方面的工作。9月13日，成立外地师生接待站，西安及外地城市的大专院校学生，陆续到渭南串联“点火”，鼓动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类“造反”组织蜂拥而起，掀起“造反”高潮。地委书记席槐、专员陈平等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斗。全区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领导干部遭到揪斗。至1966年底，全区党政组织陷入瘫痪状态。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造反”组织“渭南地区战斗指挥部”夺了地委和专署的权。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渭南军分区和总后二0三部队奉命“支左”；各县人武部及当地驻军也奉命介入当地“文化大革命”。3月22日，成立有军、干、群众三方代表参加的“渭南地区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渭南地委、专署临时委员会”接管地委、专署机关。3月28日，又成立“渭南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对全区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进行统一的指挥和领导。从此，全区党组织和行政机关完全瘫痪。10月后，渭南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开始有组织地抢枪和较大规模地武斗，使全区的经济建设、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破坏。1968年7月3日、24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严令停止武斗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之后，支左部队坚决执行有关规定，武斗遂被制止，局势渐趋安定。9月3日，经陕西省革委会批准，渭南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全区“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工作普遍开展。此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陆续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运动。1975年，各条战线全面整顿，工农业生产有了明显好转。

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全区开展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初步查清全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通过初步整顿，全区工农业生产有了新的生机，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建设成为全区工作的重点。中共渭南地委、渭南地区行署抓住新的转机，全面清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工作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农村，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市场，发展社队企业，建立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实行乡、村建制。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在城市，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积极推进机构改革，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实行党政分设、企业承包、厂长（经理）负责制，通过扩大权力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工交、商贸、交通、邮电、社会事业呈现出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至1985年底，按1990年不变价格（简称90不变价格）计算：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4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9.38亿元，第二产业产值8.17亿元，第三产业产值3.9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12%、13.69%、13.14%、1.27%。工农业生产总值达29.89亿元，其中工业产值18.58亿元，农业产值11.3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9.08%、25.86%、9.06%，均创历史新高。城乡居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83.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1.2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12%和17.29%。

　1986年以来，中共渭南地委、渭南地区行署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积极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内部结构。对农村承包土地进行“大稳小调”，延长土地承包期，拍卖“五荒地”（荒山、荒坡、荒沟、荒滩、荒水）使用权；筹集资金，加大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力度；利用世行贷款和国际援助12296万美元，相继建成大荔、蒲城、渭北三大引改水工程和东雷二期抽黄工程；扩大城乡建设投资规模，大力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抑制通货膨胀，着力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波及渭南，中共渭南地委和渭南地区行署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共中央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依靠人民群众做好区内个别学校闹事学生的疏导转化工作，并认真开展清查清理工作。查清和破获重大政治案件18起，明令取缔了非法组织“渭南师专爱国自治会”。为顺利实现全区现代化建设第一步战略目标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到1990年底，区内工业生产形成多门类的工业体系和“两线”（陇海、西韩铁路线）、“三区”（南部有色、北部能源、中部轻纺）的地域分布格局。拥有“外资”企业3户，实现了“外资”企业零的突破。农村初步建成国家级、省级商品粮、优质棉、花生、烤烟、苹果、秦川牛、奶山羊、笼养鸡、商品猪、商品鱼十大基地；区域性名优特产品花椒、黄花菜、红杏、西瓜、大葱基地有较大发展。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一步战略目标，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按90不变价格计算：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76亿元，提前两年实现了翻番，其中第一产业产值17.54亿元，第二产业产值16.46亿元，第三产业产值10.7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7.69%、19.72%、14.22%、19.95%。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扬。同1980年比较，第一产业比重下降9.41%，第二产业比重下降7.23%，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6.46%。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55.69亿元，其中工业产值28.97亿元，农业产值26.7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73%、7.77%、3.61%。粮食总产量达到171.88万吨，比上年减少4.76%。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511.4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至1116.8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69%、8.87%。住房面积农村居民人均18.02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9.68平方米。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26%。

　1991年，中共渭南地委制定《渭南地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意见》，确定了“强农、重工、兴商”战略方针，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发挥农业大区的优势。各级政府带领干部群众，大搞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实施以科技服务为重点的科技兴农方案，兴办以乡村集体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开展学习雷北、保宁村活动。中共渭南地委、渭南地区行署印发《关于我区农村实施“小康工程”的规划纲要》，全面实施“小康工程”，引导农民实现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跨越；在企业进行第二轮承包中，普遍推行领导班子集体承包和交纳风险金的风险承包制度，逐步把企业推向市场；鼓励发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合批发集团，充分发挥国有、合作商业的“蓄水池”作用。随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地区行署明确提出政府部门对工商企业只管“两个一”（一个法人代表，一个合同），全面推行“四放开”（经营、价格、用工、分配放开），小型商业实行改、转、租；融资渠道，改主要靠银行贷款、财政拨款转向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农村改革以发展社会服务为重点，组建专业性、综合性农业服务组织。围绕“东联西进，南接北推”的对外开放战略，扩大开放范围。地、县（市）与全国有关市、县（市）广泛建立友好关系。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后，地区行署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要求，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和县级机构改革，理顺关系，精兵简政，转变政府职能，全面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搞活企业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12月，中共渭南地委、渭南地区行署印发《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发展各种形式的股份制、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组建“公司+农户”和“贸工农”一体化组织。截至1994年12月，国务院批准撤销渭南地区时的统计资料：全区386户国有企业完成清产核资，其中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企业达179户，77户股份制企业的股本总额达1.67亿元；累计拍卖“五荒地”使用权256万亩，收回资金1210万元；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经济组织1000多个，成立一体化组织2000多个。初步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产加销相结合，贸工农一体化的格局。地、县（市）与全国20多个出口口岸、有出口权的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了联系，与20多个县（市）建立了友好关系。按90不变价格计算：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8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22.34亿元，第二产业产值29亿元，第三产业产值18.5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7.94%、4.01%、14.62%、8.95%。工农业总产值达到90.8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7.37亿元，农业总产值33.4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3.38%、23.08%、0.89%。粮食总产量143.5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83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059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9.92%和3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