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三家村”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区各级党组织，根据上级要求，号召各级机关干部和教师学习姚文元的文章，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1966年5月，《人民日报》等报刊又发表姚文元等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公开点名评判北京市委领导人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全国掀起了声讨的浪潮。全区根据中央西北局及中共陕西省委的安排，在城乡开展对“三家村”的批判。当时许多干部、群众并不解其意，蒲城县有的干部群众还以为该县龙阳公社的三家村发生了什么反革命暴乱。5月下旬，地委和各县县委陆续传达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央西北局及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地区和各县先后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对本区域内“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指导，并向学校派出工作组。在批判“三家村”文艺“黑线”的同时，上挂下联，揭发、批判本地、本校的“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于是，形形色色的大批判组、抓小邓拓战斗队便应运而生。不少学校、党政机关中的一些领导干部，遭到攻击和点名批判，有的被挂上各种各样名义的牌子游街示众。

　　7月21日至23日，中共渭南地委召开各县（市）“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座谈会”，学习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会议要求各县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参加运动。并决定在暑假期间，全区除正在开展“社教”的地区外，以县为单位对初中以下，包括初中、民中、农中、完小、普小和耕读小学的2万多名教职员进行集训。采取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的方式，“揪”出教师队伍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三反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同时选派5000名左右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初中学生代表，帮助搞好教师集训。对于高中学校，包括师范、农业中等技术学校，本届学生不毕业、不考试、不放假，由各县（市）派工作组，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各县在举办教师集训会期间，普遍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式，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使部分教师遭到不应有的打击，有的一夜之间由模范人物变为“牛鬼蛇神”，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职务，有的还遭逮捕。8月，北京大专院校学生反对工作组的消息传到各县，学生开始冲击集训会，受批判的教师亦联合起来要求为他们平反，工作组被视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们纷纷要揪“黑后台”，加之外地学生在各学校之间的“点火”、“串联”，以反对工作组为名的大字报由学校走上了街道，工作组长及部分工作组员被戴高帽子游街。“四大”遍及全区城乡，商店毛笔、纸张出现脱销，从此，“文化大革命”由学校走向社会。

　　“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生的“红卫兵”袖章。随后，“红卫兵”运动便在全区兴起。几乎所有的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在学生中以家庭成份为依据，划分“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城市市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黑七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家庭出身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子女），并大造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以此作为能否参加“红卫兵”的先决条件。凡加入“红卫兵”的学生，人人身穿黄军装，腰扎武装带，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臂戴“红卫兵”袖章，手拿《毛主席语录》本，成群结队，打着红旗，走上街头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和唱《语录》歌，大搞“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革命行动”。凡认为是“封（封建）、资（资产阶级）、修（修正主义）”的东西，便统统打倒。于是打（人）、砸（古建筑物）、抢（物）、抄（家）、抓（人）之风席卷城乡。许多商店易号，街道村庄改名；国家及省、地、县重点保护文物先后被砸，文物大量流失；各县剧团价值数万元的古戏装全部付之一炬；珍藏在民间的古书、古画、祖先影轴、金银硬币、元宝首饰等被抄、被焚、被没收，造成民族文化遗产不可挽回的损失。

　　伴随“红卫兵”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展开，从外地传来一股大搞“红海洋”的旋风，大荔、韩城、蒲城、富平、渭南等县城街道各个门店、巷道建筑物以及房屋的墙壁上，都涂上红色油漆，写上“文化大革命”标语或“最高指示”，以示“最革命”。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色海洋的通知》，“红海洋”活动才逐渐平息。

　　北京的“红卫兵”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号召和支持下，开始了“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全区各学校的“红卫兵”也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一些高、初中学生和部分教师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或赴延安、井岗山、韶山等地接受“革命”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数越来越多，规模也愈来愈大，并且由徒步“行军”发展到乘汽车、火车“串联”。9月5日，根据国务院通知精神，全区组织了1万余名“红卫兵”赴京接受毛泽东第六次接见。11月初，地区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各县在县城内和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要道设立“红卫兵”接待站，专门负责为过往串联的“红卫兵”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供应写大字报用的笔、墨、纸张，介绍“先进经验”，安排文艺晚会等，全区共成立接待站20余处，在“串联”高峰期，日平均接待过往“红卫兵”1500余人次。1966年底至1967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两次通知停止“串联”。到1967年5月，大规模的“串联”才基本结束。

　　造反夺权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渭南地委根据《决定》精神，在全区各机关、厂矿、学校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一部分人认为“筹委会”是官办的而不予承认，起来造反，随之成立“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会”），于是便出现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群众组织。各单位的两派组织都想扩大自己的影响，便出现了同观点群众组织之间横向、纵向的挂钩与联合，形成从西安、渭南乃至县乡、村观点截然不同的两大派群众组织。

　　1967年1月6日，上海市各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了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于是，夺权之风蔓延全区。“造反派”把自认为需要打倒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以“三反分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罪名，随意游街、批斗、罢官和“靠边站”。从地、县到乡、村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学校、医院、商店等单位亦无例外，个别地方连生产队队长，甚至饲养员的权的也要夺。全区乡以上机关及其部门文件被封，印章被夺，办公地点被占，整个工作处于瘫痪。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陕西省军区先后派出部队和当地人民武装部一起执行“三支”（支工、工农、支左）、“两军”（军训、军管）任务。3月28日，经渭南军分区党委研究并报经省军区党委批准，成立“渭南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指挥部采取“三结合”（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支左部队或武装部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方式组成，具体负责全区农业、工交、财贸、文卫工作。下设政治部、秘书处和农业、工交、财贸、文卫办公室。指挥部及其下属办事机构对外行文均由渭南军分区印章代替。7月6日，又改为“渭南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各县（市）也在同期先后成立了“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和“第一线指挥部”，并由当地人民武装部及支左部队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邮电、气象等部门实行了军事管制。

　　抢枪、武斗

　　1967年7月22日，江青宣扬所谓“文攻武卫”，煽动武斗，全区两大派群众组织开始了有组织的抢枪和较大规模的武斗。11月12日晚，“渭工联”数十人开车前往渭南地区公安处抢枪，抢得各种长、短枪160余支，各种子弹8000余发。12月5日下午，渭“红联指”300多人到渭南军分区抢枪，与守库解放军战士发生冲突，解放军战士死、伤各1人，“红联指”死4人，伤9人。共抢得步枪100多支、冲锋枪7支，各种子弹1万余发，重机枪2挺，手榴弹300枚。同月初，大荔“红六司”派人到渭南“红联指”联系帮助攻打对立派，“红联指”协助找蓝田“八八”派帮助，三方商定攻打朝邑。11日晚，“八八”派主持会议决定，蓝田参加60人～70人，渭南参加30人左右，大荔参加40人～50人，当晚11时出发前往大荔县朝邑镇。双方枪战到第二天，死亡2人。“八八”派看到难以取胜宣布停止攻打。“红六司”又要求攻打羌白，18日包围羌白，交战中死亡3人，19日返回渭南。

　　1968年1月10日，蓝田“八八”、渭南“红联指”、大荔“红六司”应合阳“鲁迅兵团”邀请，攻打合阳县城，抢夺合阳“井岗山”的枪支、弹药后返回。大荔“联指”得悉后，立即组织兵力，分三路布防于合阳县金水沟、黑池以及蒲城县永丰三处，以金水沟为主线，进行埋伏。晚11时许，对方行至金水沟南坡时，突遭伏击，交战中大荔“联指”失利，迅即调遣黑池、永丰武力支援，双方发生激战，两败俱伤，共死亡39人，伤39人，烧毁汽车4辆。

　　4月20日，渭南“红联指”，冲进渭南县监所，抢走捷克式机枪两挺，半自动步枪1支，冲锋枪20余支，7·62步枪6、7支，手枪140余支，手榴弹1箱，短枪子弹2箱，其他枪子弹3000余发、信号枪1支及信号弹10发。

　　5月2日，华县“华联指”与渭南“红联指”到华县监所抢手枪130多支，各种子弹11000余发。住在大荔县的渭南“七大统指”得到华县另一派群众组织“联总”的报告和“求援”，遂组织武装人员对华县城实施包围。3日天亮后，双方火力接触。渭南“红联指”得悉去华县人员被围，立即组织力量增援，行至华县赤水遭到伏击，造成1人死亡，退回。4日上午，华县城内“华联指”及渭南“红联指”败退。这次武斗，双方共死亡25人、伤30余人，损坏财物无数。此后，渭南地区两大派组织形成了两个武斗集团，南线集团以蓝田“八·八”派和渭南“红联指”为核心，屯集渭南。北线集团以大荔“联指”和渭南“七大统指”为核心，集聚大荔。双方虎视眈眈，剑拔弩张，各不相让。

　　5月17日，渭南“七大统指”、大荔“联指”、富平“炮统”、韩城“1018战指”、合阳“联指”、澄城“联指”、蒲城“农代会”、华县“联总”、蓝田“五一六”等9县武斗队联合，以护送渭南“七大统指”回渭南为名，攻打渭南“红联指”。除富平“炮统”扼守渭北渡口外，其余绕华阴、华县赶往渭南东塬崇宁镇集结。同日下午2时，渭南东、西两塬“分部”居高临下，分别向北推进，其中阳郭分部“占领”了渭南火车站，同时占领渭南航运大楼。18日下午，企图炸毁航运大楼未成，遂由富平“炮统”、渭南“七大统指”、华县“联总”包围渭南纺织机械厂大楼。19日早，蓝田“八八”派袭击火车站，双方激烈对打。20日，“炮统”与“八八”在火车站相遇中受损，撤回富平。21日晨，“渭专联”组织人员加强对纺织机械厂大楼包围。22日凌晨2时，因对方防守严密改由挖地道进攻并炮轰。23日晚9时许，渭南纺织机械厂大楼被炸，房屋被烧，各县武斗队进厂，渭南“红联指”人员被迫突围，退至阳郭。这次武斗，双方共打死27人，枪杀31人，重伤数10人，炸毁楼房18间，烧毁职工宿舍24间。武斗期间，交通中断，过往旅客受阻，商店停止营业，市民深居宅舍，不少商店、机关财物被抢，损失达数十万元。

　　6月11日下午，渭南“七大统指”、大荔“联指”、蓝田“五一六”、华县“联总”等在渭南航运大楼召开“会议”，决定“乘胜追击，攻打阳郭”。当晚便派出人员到阳郭周围实施埋伏。12日6时半，各县武斗人员在渭南解放路集合，乘车直奔阳郭中学。10时左右双方展开激战，至晚，武斗结束，共死亡30余人，伤数10人。

　　7月23日，中共中央发了布告，命令停止战斗，上缴武器。经过“支左”部队反复做工作，渭南地区两大派“造反”组织先后在解放路举行了两次上缴武器仪式，逐步走向“联合”。各县（市）两派组织亦先后上缴了武器，开始“联合”。至8月，全区武斗结束。

　　革命委员会

　　1968年8月，经过支左部队和渭南军分区反复做思想工作，地区两大派组织通过你争我抢，讨价还价，终于实现了“革命大联合”。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渭南地区支左领导小组上报陕西省革命委员批准，成立由支左部队代表、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渭南地区及渭南县革命委员会。9月3日，在西（安）潼（关）公路沋河大桥召开成立大会。地区革命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5人，常委39人，委员130人。渭南县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1名，副主任14名，常委26人，委员67人。革委会下设办事组、生产组、政工组、政法组等办事机构。9月6日，地区革命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自革委会成立之日，渭南地区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归渭南地区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在地区成立革委会前后，潼关县（3月2日）、白水县（4月26日）、蒲城县（5月26日）、富平县（8月12日）、大荔县（8月22日）、华阴县（8月29日）、华县（9月2日）、韩城县（9月3日）、合阳县（9月3日）、澄城县（9月9日）先后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区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各机关、厂矿、学校都相应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二十人声明

　　1968年5月26日，澄城县、社两级20名领导干部，受“中央文革”某些人讲话的迷惑，写了题为“声明”的大字报。31日，澄城县造反组织“联统”主办的《澄城战报》以“关于澄城当前文化革命运动中有关形势、冲击人武部、夺枪、冲击革委会、站队等问题的声明”为题，全文登载。9月15日，陕西省革委会办事组将“声明”和《澄城战报》对“声明”加的编者按，印发给参加革委会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的成员，并加了“奇文共欣赏”的按语。18日，省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对“声明”进行了严厉批评。21日至23日，《陕西日报》对此作了新闻报导，并连续发表了《把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一评澄城县资本主义复辟事件》、《把领导权牢固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二评澄城县资本主义复辟事件》、《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三评澄城县资本主义复辟事件》三篇社论，把“声明”称作“反革命复辟宣言书”，是“一桩极其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事件”。澄城县革委会成立后，对其中5人在全县各公社（镇）轮流批斗并关押。1979年1月22日，中共澄城县委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并上报中共渭南地委同意，为20人彻底平反，并安排工作，多数人继续担任县、社领导职务。

　　　代字营事件

　　1968年4月，潼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两派“造反”组织继续争夺权利，互不相让，致使对峙加剧。6月9日，港口黄河大桥工程处警卫班机枪被抢。25日，县公安中队的半自动步枪被抢。此外，驻潼关火车站解放军的枪支和子弹、东桐峪炸药库的炸药、太要粮站的粮票等先后被抢。驻潼支左部队及县革委会多次书面和口头向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报告情况，省支左委员会负责人授意，由214人组成武装基干民兵营。7月29日，支左部队及县革委会派宣传车和民兵营，向驻代字营地区的一派“造反”组织“农总司”宣传中共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意在收缴枪支。结果，宣传车被砸，人员被扣押。8月1日中午，支左部队及县革委会征得省革委会同意，对代字营地区实施武装包围，双方发生枪战，至下午结束，共打死16人，缴获各种长、短枪139支、子弹4750多发、土炮24门、土手榴弹1090多枚、炸弹450多枚、雷管15500多个、导火索170米以及各种凶器300余件。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10月14日，地区成立了“渭南专区斗、批、改办公室”，并派出4名革委会副主任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大荔县“捅马蜂窝”，以取得经验，指导运动。同时，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一些“老大难”单位，抓好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和外地经验，全区清理阶级队伍采取了“一摸”（摸阶级斗争情况）、“二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办“贫宣队”）、“三传”（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授“忠字化”、传播“三忠于”活动）的方法，迅速掀起了一个“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热潮。城乡不分男女老幼，不论机关学校，都向毛泽东像进行“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和学习毛泽东着作。在此期间，全区先后共发行《毛泽东选集》58710套、《毛主席语录》4235298册、举办各类学习班47966期，参加学习的人数达到9626225人次。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全区共揪出所谓各类阶级敌人67000余名，挖出各种特务组织108个，补订漏划地主、富农成份2928户。

　　1970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给清理阶级队伍以新的内容和推动。全区共组织了有156100人组成的12170个宣传队到基层单位开展宣传活动，并派出476个分别由工人、解放军指战员、贫下中农组成的“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到482个“老大难”单位帮助开展运动。举办各类学习班35790期、参加人员227万多人。召开各类批判斗争会7470余次，重点批斗5914人，其中杀38人，逮捕53人，拘留712人。这场斗争，清理和打击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但在“左”的指导思想和派性干扰下，残酷斗争，无限上纲，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批林批孔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机毁人亡。11月上旬，中共渭南地委向全区共产党员作了传达。根据上级安排，并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1974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批林整风”随之发展成“批林批孔”运动。按照上级要求，全区各级都先后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并组成有47200人的辅导队伍，到机关、学校、农村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开展了对林彪、孔孟之道的批判。1975年8月，中央各大报纸又提出开展“评法批儒”“评《水浒》、反招安、反投降”。在“四人帮”的授意下，有的报纸竟露骨地大造“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舆论，渭南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清楚地看出了“四人帮”的罪恶用意，只是在文件上、口头上提一下批儒评法，并未实际行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渭南地区人民群众无比悲痛，他们不顾“四人帮”的各种阻挠，自发地开展悼念活动。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了“四人帮”，从而宣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地区及各县先后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人民群众喜气洋洋，举杯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