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诞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大。这些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人民革命的胜利，从事各种破坏和捣乱。特别是渭南地区，解放前紧连陕甘宁边区，蒋介石、胡宗南为了发动对边区的进攻，聚集了大批特务力量，在全区解放时将他们潜伏或遗留下来。据1951年4月渭南专区《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报告》载：全区散布在农村的国民党军官1672名（其中师级2名、旅级11名、团级89名、营级113名、连级276名、排级1181名），政权机关人员2764名（其中省级10名、县级242名、乡级495名、保级1421名、团警534名、其他62名），反动的恶霸地主142名，党、团、特人员1591名（其中党682名、团192名、特717名），“一贯道”分子67529名（其中道首312名）。这些人员，大多数尚能规规矩矩，革心洗面，从事生产。但仍有少数人死不甘心，妄想变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他们感到时机已到，大肆造谣惑众，搜罗枪支，阴谋暴动，暗杀干部，甚至潜入人民政权内部，拉拢腐蚀干部，妄图里应外合，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0年7月21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也就此发出了指示。从12月起，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就如何处理反革命问题作了明确的全面规定，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

　　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地区首先对暴露在面上的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厉打击。到1951年3月，先后破获朝邑“白莲教”、“黑四军”、华县“爱乡同志救国会”、华阴“中山党”、“反共救国军秦晋豫边区指挥部”、“反共铁血团”、渭南“讨逆军”以及澄城宁小红暴动、韩城李敢天潜伏等反革命集团阴谋暴动和特务案件22起。涉及案犯582名，逮捕301名，适时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分子。1951年6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传达后，全区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清理积案，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建立群众性的治安组织，管制罪恶不大而未捕办的“五类”人。1952年11月，按照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开展扫残补课，集中解决“一贯道”问题。“一贯道”是全区最大的反动会道门。主要分布在韩城、澄城、合阳、大荔、朝邑、华县、华阴等地。他们大肆编造各种反动谣言，蛊惑人心，利用迷信手段，煽动群众；进行暗杀、纵火、抢劫、爆炸等各种犯罪活动；煽风点火，互相串联，妄图颠覆人民政权。其中有的人打入中共党团组织充当内奸，窃取情报，有的还当上了农村干部，以合法身份进行犯罪活动。经过连续打击和集中解决，全区破挖“一贯道”地洞、暗室134处，惩处道首1345名，登记处理坛主以上小道首6249名，驱逐15名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并教育90%以上的道徒退了道。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区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监督、清查反革命分子，先后印发各种宣传品54740份，举行展览会164天，观众1044130人，召开各种代表会、座谈会46次，到会4126人，公审会、控诉会普遍举行。由于群众觉悟普遍提高，出现了子女检举父亲、父亲检举儿子、妻子检举丈夫的动人场面。另一方面加强对运动的具体指导，先后五次召开各县有关人员会议，及时传达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研究和处理运动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反复重申，必须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和肉刑，以便稳、准、狠地打击各种反革命分子，使运动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上，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始终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各种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对于解放后怙恶不悛、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采取从严处理的原则。而对于那些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胁从分子，对于解放前虽参加反革命活动，但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的分子，特别是已为人民立功的分子，采取从宽处理的原则。就是对那些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除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少数人外，都对他们实行劳动改造，给他们以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整个运动中，全区先后共破获敌特务地下军阴谋暴动案41起，逮捕其首脑分子792名。经过侦察、调查了解、群众检举和个人自首，全区共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10173名。应予打击的7875名，其中判处极刑1039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61名，判处徒刑的2810名，实行管制的3448名，经教育释放的517名，不予打击的2298名。基本上肃清了区内的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2年12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