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推孙中山为总理，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蒲城籍学生井勿幕加入了同盟会。同年秋，井勿幕带着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和同盟会宣言，从日本返回陕西，担负起陕西地区革命宣传组织任务。他先从蒲城开始，做亲戚朋友工作，然后扩大到一些学堂里的教员、学生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人士。此间，先后发展李仲特、李桐轩、张拜云、常铭卿、井崧生、李约祉、李仪祉等数十人加入了同盟会。陈惠亭（潼关人）、井崧生、常铭卿为当时同盟会在蒲城的主要负责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蒲城县成立了高等小学堂（今槐小）。同盟会员常铭卿、陈惠亭、李桐轩等担任教习，他们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并发展了年龄较大的学生张鹏（云程）、窦树槐（荫三）、米天霜（森若）、米登岳（浚生）等十余人为同盟会员。三十三年（1907），蒲城县成立教育分会，常铭卿担任会长。同盟会员便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在城镇集会时演讲。李桐轩还编写了《黑龙江》、《一字狱》等戏本，广为宣传，揭露清官场黑暗，民不聊生，民族危机的现实，使封建统治者深感恐惧。

　　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高等小学堂管理刘友人调升勉县教谕，蒲城知县李体仁企图派其心腹苏民章或冉澍川继任管理，暗中监视学堂师生活动，被学生识破阴谋，表示拒绝，以致彼此相持不下。至九月一日，李体仁到学堂，勉强同意学生提出的暂不续派管理，有事请由监督（李体仁自任监督）亲临办理，俟至年终另举妥人的要求，同时又提出“不遇星期，学生不准外出”的规定，意在限制学生的活动。九日，因教育分会抓获县署轿班等人赌博，送至县府处理，使李体仁恼羞成怒，遂派差役驱逐学生，倒锁学堂大门，并贴以十字封条。学生不能归校，被迫搬到北街关帝庙（今县广播站）自读。李体仁与绅士原烈勾结，向省提学使余堃诬禀：“学生迁出学堂，系教习指使，请准解散另招。”余批示将教育分会解散，并将学生解散另招。二十二日，李体仁亲领差役200余人，手持武器，先到教育分会逮捕常铭卿，后与原烈到关帝庙逮捕师生40余名，同时派人到教育分会和县城大什字巷井崧生家中搜查同盟会的文件，又派人追捕外出教习和在家的学生。李体仁回署后，立即坐堂，将被捕师生逐一唤出，严刑拷问，要他们招供搬出学堂的指使人及当地革命党活动情况。这些学生受刑后，虽嘴肿如瘤，臀血淋漓，但都正气铮铮，无一人招供。李打毕学生，又把常自新提出，说他是革命党，常不肯承认。先打嘴二百，再打手掌五百，致使手已见骨，连身子都浮肿起来。学生原斯建受刑惨重，被释回家，不久死亡。通过《夏声》、《秦陇报》等媒体的传播，消息很快传到西安、上海、北京及日本东京等地，各地革命党人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向陕西当局提出抗议和质问，省内商州、凤翔、同州等地中学，三原宏道学堂以及西安和各县的不少学堂相继罢课，以示声援。在上海的陕西籍学生和知识界人士，把“蒲案”的新闻交于右任在《舆论报》上发表。留日的陕籍学生通过《夏声》杂志发表“蒲案”消息。当时刚从北京京师大学堂毕业在京的蒲城籍学生从极（龙门）、李博（约祉）、李协（仪祉）等人，联络陕籍京官刘华、晏安澜等在京进步人士共30多人，具本参劾李体仁。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谕令陕西巡抚恩寿“将所呈各节，秉公确查，认真究办，据实具奏，毋稍回护。”翌年一月，经恩寿奏准，将李体仁“即于革职，不准援例捐复。”此后，蒲城的同盟会员转至西安活动。

　　当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际，华州籍留日学生薛骏（麟伯）即加入了同盟会，后相继有些留日、留沪的华州籍学生加入。薛骏返回故里后，职掌华州劝学所，借此将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传播到华州教育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杨松轩也于清宣统元年（1909）加入了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六月，薛骏等人约请同盟会员郭希仁（临潼人，时任陕西咨议局副局长）在华州师范讲习会上演讲，痛斥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辛亥革命爆发后，杨松轩及受同盟会影响的一批教育界人士参加了反清革命斗争，先后有60多人参加了同盟会，并于民国元年（1912）8月24日组建了同盟会华州支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