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民党人士张凤翙（翔初）督理陕西政务，他屈从袁世凯的压力，投靠北洋政府。但是，袁世凯仍不甘心，拟直接控制陕西军政大权。民国三年（1914）初，河南白朗农民起义军从商洛入陕，袁世凯以陕西当局“剿匪不力”为名，派其亲信陆建章为“剿匪”总司令，率北洋军第七师入陕西。陆入陕后，与陕西巡抚使吕调元狼狈为奸，排斥异己。解散除因追剿白朗起义军“有功”的陈树藩（柏生）旅以外的陕西地方军事力量，废除陕西辛亥革命以来的一切新政措施，大肆镇压革命活动，捕杀革命党人。陕西人民同北洋军阀的矛盾日益加深。

　　民国四年（1915）12月13日，袁世凯称帝，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护国运动风起云涌。陕西民党人士和人民策应云南的护国战争，掀起“反袁逐陆”的斗争。翌年3月18日，民党人士王绍义、南南轩等18人被捕遇害，东南西三路举义失败，惟有北路的反袁斗争不断高涨。3月24日，民党人士郭坚（方刚，蒲城人）、耿直（端人，澄城人）、曹世英（俊夫，白水人）、高峻（峰五，白水人）等在山西着名民党人士李岐山（鸣凤）的策应下，于白水县树起“西北护国军”的义旗，由高峻任总司令，郭坚任副总司令，并发出讨袁通电，用快邮代电方式传递省内外。电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袁、陆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呼吁各方蹈厉奋发，一致声讨，恢复共和，还我河山。在东城内贴出布告，悬挂三角旗，上写“维持共和，再造神州”等标语。派人向渭北四处联络“刀客”，增强支援。逢城内群众过会赶集，也派出宣讲员疾呼救国除贼。责成学堂教员给学生讲解电文，以提高爱国思想。为了巩固护国军的根据地，扩大影响，高、郭、耿率部向北进发，在几个月内，接连攻占黄龙山以北多县。计划渡河讨袁，因晋军阻拦，未能实现。郭坚等乃率军南下至富平县美原镇一带，“反袁逐陆”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渭北一带向为民党活动的中心地区，陆建章分派重兵驻守各县，以防不测，并任命第四混成旅旅长陈树藩为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由大荔移防蒲城，准备进攻郭坚等部。派其子陕西第一旅旅长陆承武（绍文），率其精锐“中坚团”3千余人，配备炮、机枪和骑兵，开赴渭北一带巡防。

　　民国五年（1916）5月7日，陆承武率军到富平。富平驻军陈树藩旅之游击营营长胡景翼（笠僧），与民党人士刘守中（允臣）、张义安（养成）、邓瑜（宝珊）等树旗反陆。约到半夜时分，胡命令一连排长冯毓东、马长命各率所部，直攻陆承武的驻地书院；二连排长韦子英（平娃老四）率部夺取县衙门；每个城门楼上只派10余名官兵把守，其余官兵均在一定地点作策应部队，在城内外群众的协力援助下，激战一昼夜，歼灭“中坚团”，擒获陆承武。陆团被歼后，起义军推举胡景翼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胡以“有旅长（指陈树藩）在”，而不受，将陆承武交给陈树藩。陈树藩于5月9日由蒲城移兵三原，通电全国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并以陆承武生命为条件，迫使陆建章离陕。陆建章看到全国反袁斗争日益高涨，在陕西已难立足，遂与陈树藩达成“献城赎子协议”。陈树藩护送陆建章全家于5月26日离陕，陆建章向袁世凯推荐陈树藩登上陕西督军之位。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声中死去。陈树藩翌日取消陕西独立，表示效忠北洋政府，称颂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提出对袁的丧礼要“格外从丰”，对其遗属“从厚优待”。陈树藩的无耻行径，遭到陕西和全国人民的鄙视和唾骂，然而却受到北洋政府段祺瑞的赏识。6月10日，北洋政府发布命令，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原属民党的陈树藩便充当了北洋军阀皖系的忠实爪牙，并成为段祺瑞所控制的“督军团”的中坚分子。

　　陈树藩窃取陕西的军政大权后，秉承北洋军阀的旨意，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反动统治。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剥削人民；政治上，树党营私，压制民党分子及其活动；军事上，排除异己，扩充个人实力。一场“反段倒陈”运动随之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