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病提拔”的表现和原因
　　（一）“带病提拔”的三种主要表现
　　1．过失提拔，用人失察。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带病提拔”的表现中，用人失察占比最大，达到50.5%。调研中我们发现，用人失察主要体现在对干部深入了解不够，没有发现问题。一是“不易”发现问题。在当前社会状态下，干部的活动范围大、接触领域广，同我们干部考察工作方法简单、范围狭小、力量薄弱、时间有限形成了鲜明矛盾。现行的考察工作多属“印证式”，而不是以问题为导向，侧重于对干部资历经历、工作业绩表现、岗位适配程度的了解，缺乏对存在问题的深度掌握，这种工作方式导致考察一般听不到不同声音，谈话对象认为与其“说了白说”，不如送个“顺水人情”。二是“不想”发现问题。一个时期，干部队伍风气不正，干部纷纷“往上跑”“接天线”，各级领导访客盈门，事务繁忙，哪里还有时间深入基层了解干部情况，更谈不上放眼平时，通过工作客观了解干部。有的领导平时对干部就不想深入了解，往往凭印象用干部，以推荐考察材料选拔，难免会有失偏颇。三是“不能”发现问题。常言道“一流之人识一流之善”，但我们一些考察人员素质不过硬，识人水平不高，特别是有的敏锐性不够、责任心不强，不能“见微知著”，对群众反映的苗头性问题没有及时觉察，对一些重要情况没有深入调查核实，致使“带病”干部蒙混过关。
　　2．导向偏差，用人不当。一些干部身上有病，但在提拔他的领导眼里不认为是病，有的反而认为是优点、是特长。问卷调查反映：“带病提拔”问题表现位列第二的是用人不当，达到了48.9%。个别地方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急于改变落后现状，用人导向出现偏差，在把握用人标准上自觉不自觉地出现重才轻德的不良倾向，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能人经济”，起用那些所谓的“敢闯”“敢干”甚至“敢胡整”的干部。有的明知一些干部在“德”方面有问题，却认为是小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把生活作风问题说成“有爱好”，把拉关系搞圈子说成“会运作”，把挑战底线说成“有魄力”，从而把一些政治素质不硬、思想动机不纯、生活作风不好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调研中，有32.5%的受访对象认为带“病”干部是口碑差、争议大的干部。
　　3．利益输送，用人不公。调查问卷反映“带病提拔”表现为用人不公的占40.6%。50.1%的人认为带“病”干部往往是有关系、有背景的干部。有的领导干部信奉庸俗政治哲学，大力提拔“特定关系人”，以建立自己的“圈子”，建山头、搞帮派。有的“仅凭个人爱好和关系背景评价干部，认为“听话的干部就是好干部”，把群众公论视为无物，提拔和重用了一些群众不认可的干部。有的领导干部离职前因某种利益关系突击提拔干部，致使一些单位出现“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的怪现象。
　　（二）干部“带病”的四个主要特点
　　1．隐蔽性强。41.9%的受访对象反映带“病”干部善于隐蔽，34.7%的人认为带“病”干部往往是会伪装的“两面人”。
　　2．潜伏期长。38.8%的调查对象认为带病干部潜伏期长。事实上，干部从“染病”到“病发”确实有一个由表及里、由轻到重渐进发展的过程，而查“病”手段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涂谦对十六大以来的72名落马省部级官员的腐败情况研究表明，在55个有明确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中，时间跨度10年以上者21人，占38%；5至9年者25人，占45%；5年以下者9人，占12%；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这意味着腐败官员在第一次做出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将近9年才东窗事发，其中跨度最长者达18年。另外，从官员在腐败时期内担任的职务看，除少数人外，其余高官在腐败期内的职务均有变动，甚至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了晋升。
　　3．并发症多。调查显示，认为带“病”干部并发症多的达到39.3%。带“病”干部有“坏苹果效应”，他们为了谋求个人利益，往往会结成形形色色的“关系网”和“利益链”，导致烂就烂一片。从实际看，干部带“病”常常会引发经济犯罪，带坏干部队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影响当地经济发展，最终由于官员的“失德”，导致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失信”。
　　4．认定困难。在调研中，基层认为对“带病干部”认定困难的达到27.3%。从人力资源学管理规律看，干部的缺点和优点是背靠背的，存在辩证关联性。一些争议干部到底是不是带“病”干部，由于立场和观点不同，一时难有定论。
　　（三）“带病提拔”产生的五种主要原因
　　1．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在执行“好干部”标准上不够严格。调查显示这一原因导致干部“带病提拔”达到32.3%。从某种意义上说，干部带“病”源于思想不正，主因是对干部管理不严不实，致使预警缺失，干部染“病”无人提醒，生“病”无人过问，久而久之“小病”成“大病”，“普通病”演变为“传染病”，甚至发展成“疫情”。
　　2．领导个人意志决定人选，用人权过于集中导致程序“空转”。在调查问卷中，认为这一原因导致干部“带病提拔”的占到38.3%。大家认为，现在选人用人的程序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严，但“带病提拔”的现象还是防不胜防，究其原因是没有抓住提名权由主要领导行使这个最关键、最重要的东西，导致程序走形式。
　　3．干部考察急拿现用，缺乏深入了解的手段，致使“带病”干部往往蒙混过关。调查中，认为这一原因导致干部“带病提拔”的比例达34%。组织考察是选任干部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是否科学到位，直接关系到选任干部是否合格，也直接影响到当地的政治生态。当前，干部考察临时性、求证式、被动化的特点十分明显，往往是开个会、谈谈话，意在求证。这种考察，群众普遍认为组织部门是在走形式，调查问卷中认为考察工作是走形式的达到了44.5%。由于没有用好群众这双“雪亮的眼睛”，导致群众失声、考察失真，提交给领导决策的考察材料千人一面、信息量小、准确度不高，给选准用好干部带来困扰，容易酿成用人不当、用人失误的后果。
　　4．干部选任制度不够完善，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踢出”机制。调查问卷中认为这一原因导致干部“带病提拔”的比例达到26.1%。长期以来，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虽然各地都尝试建立一些干部退出机制，但很多只有原则上的规定，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和考核办法，操作性不强。另外，干部选拔程序一旦启动，除非发现“硬伤”，否则很难叫停，在考察环节把干部“放下”的情况极少出现。
　　5．干部选拔任用责任不明确，导致出现问题难以追究。调研中，基层干部群众一致认为要用好追责这个“杀手锏”。80%的被调查者认为，对于干部选任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在领导重视或舆论压力下，才会进行责任追究。由于选拔任用工作涉及环节较多，而且环环相扣，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具体责任界定的难题，如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组织部门责任与党委责任、提名责任与任用责任、考察者责任与谈话对象责任等较难界定。不仅如此，就是在同一个环节上的责任也很难确定。
　　二、陕西省在防治干部“带病提拔”方面的探索和经验
　　近年来，陕西省委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要求，将防治“带病提拔”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制度建设作为重要抓手和治本之策，严字当头、管处用力，坚持源头上严防、过程上严管、后果上严惩，形成了“日常研判—民主把关—程序否决—责任追究”四维一体的干部选任工作机制，有效防止了干部的“带病提拔”。
　　（一）构建日常研判机制，克服急拿现用倾向，避免因情况不熟导致“带病提拔”
　　1．重综合研判，看平时情况。综合研判制度从2009年推行以来，在增强干部选用科学性、主动性、前瞻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尤其是新《条例》颁布后，进一步深化了综合研判工作。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对省管班子集中全覆盖研判；2015年按10%的比例，对存在各种问题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专项研判；对连续多次考核排名靠后的进行重点研判。把综合研判与巡视、纪检、审计等工作结合起来，建立干部信息共享机制，避免“这边提拔、那边查处”等现象发生。
　　2．重目标考核，看工作实绩。年度目标考核从2007年起实行，在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准确识别干部、凭实绩使用干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考核班子与考核干部相统一。二是考核结果与干部使用相挂钩。三是表彰激励与查究问责相结合。2007年至2015年，省市县三级先后对近300个考核一般和较差的单位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对42名考核较差的单位主要领导给予免职处理，对222名省直机关公务员实行了末位查究。
　　3．重跟踪考察，看一贯表现。在考察内容上，注重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工作能力和实绩、党风廉政和作风考察。在考察范围上，坚持做到“六个必须”：班子必谈、分管必听、民意必问、实绩必核、个人必见、有举必查。在考察时间上，不搞“突击式”“赶场式”考察，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反响。在考察对象上，重点关注“六种人”：一是单位领导极力向外推荐的人；二是单位同志不愿多谈或不愿意谈的人；三是有不雅外号或绰号的人；四是群众反映和信访件比较多的人；五是档案有涂改和个人重大事项有漏报、瞒报的人；六是任职期间频繁调动换岗的人。
　　（二）构建民主把关机制，克服个人说了算的倾向，避免因用权不公导致“带病提拔”
　　1．规范初始提名，让多数人发言。此次问卷调查，有41.1%的受访对象认为规范动议提名对于防治“带病提拔”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新《条例》将动议环节显性化之后，省委组织部在启动推荐、考察程序前，就征求分管领导和所在单位主要领导、上级部门和有关方面意见，对党外干部注意听取统战部门意见，对政法干部还要征求政法部门、法检两院的意见，将这些意见与组织部门研判了解到的情况相互印证，综合分析，避免盲目性，防止识人不准。
　　2．规范备案审批，杜绝违规配备。为有效防范违规配备干部，省委组织部出台《陕西省公务员任职备案暂行办法》，特别是为解决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拿出四项硬措施。一是实行整改消化月报制度。截至2015年12月4日，各市超配已全部清零,全省整改消化总进度达到99.6%。二是未完成整改消化任务的暂停提拔干部。对仍存在超配干部的市县、厅局，暂时不得新提拔干部，确因工作需要配备干部的，原则上通过调剂解决。三是严格执行预审备案制度。2015年对25批次800多名市管干部预审，取消23名拟任人选资格。四是严肃追究问责。将整改消化和执行备案审批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和市委书记党建述职，进行考核评议，确保备案审批成为从严管理干部的长效机制。
　　3．规范议事规则，坚持阳光选人。对涉及干部任免事项，提交常委会研究决定前，均由“五人小组”差额酝酿，再与分管领导、所在单位沟通，最大限度地减少用人的局限性。在常委会讨论时，书记“不定人头”“不定调子”。《条例》颁布后，票决范围从市级党政正职又扩大到正厅职干部，对省委常委会决定和全委会票决的干部分批次公示。10个市都建立了正县级领导干部全委会票决制度。
　　（三）构建程序否决机制，防止程序空转，避免因怕得罪人导致“带病提拔”
　　1．认真抽查核实个人事项，把“带病”干部挡在门外。严格执行中组部“凡提拔为副处级以上的必核，凡转任重要岗位的必核，凡列入后备干部人选的必核”硬性要求。2015年，共对2065名省管干部、后备干部和7025名部门及市管干部核查了个人事项，录入、比对信息6.8万条，全省共对97名干部因未如实报告暂缓任用，其中暂缓任用省管干部15名，3名省管干部被取消任职资格。抽查核实工作成为干部选任的前置条件，嵌入选任程序之中。
　　2．严格审核干部任前档案，把干部是否“带病”查清。坚持干部档案“凡提必查”，在考察的同时，对“三龄两历一身份”进行审查，有存疑的问题，在没有查清之前，停止相关程序。对不配合组织调查，甚至继续造假的，一律不能提拔，严肃处理。2014年对138名新任省管干部档案进行审核认定，2015年对1860名省管干部档案进行专项审核。
　　3．畅通干部任用举报渠道，让“带病”干部无处藏身。做好选人用人问题举报的受理、查核工作。升级改造全省“12380”举报信息管理系统，打造信访、电话、手机短信和网络“四位一体”的举报受理平台，实现中央、省、市、县四级互联互通。坚持凡举必核，查实必究。2013年至2015年，省举报办共受理查核各类举报612件，对172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和组织处理。
　　（四）构建责任追究机制，防止无人负责，避免因权责不清导致“带病提拔”
　　1．实行考察工作全程纪实，让责任追究有据可查。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纪实制度，建立干部选任“一人一袋”文书档案。考察材料实行署名制度，考察组全体人员签字确认。规范省委常委会、省委组织部部务会会议记录，会议全程录音。
　　2．实行责任倒查追究制度，让不负责者付出代价。调查问卷中47.6%的人认为倒查机制是防治“带病提拔”最管用的方法。陕西省连续三年对“带病提拔”进行责任倒查。2014年到2016年，严肃查处中央巡视组交办的选人用人案件，共处理52人，其中受到党纪处理26人，政纪处理6人，组织处理37人次；厅级干部16人，处级28人，科级8人。
　　3．实行干部离任“阳光交接”，进行任前全面“体检”。规范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工作，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吉祥坊体育 出台党政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工作办法，对市管领导干部离任的对象、事项、程序、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市纪委、市审计局等部门对离任交接进行联合监督，离任领导干部未按规定程序办理交接手续或交接不清、久拖不交、交接失实的，给予批评教育、警示训诫、问责或党政纪处理。
　　（该调研由陕西省委组织部和吉祥坊体育 委组织部联合开展。该调研报告由吉祥坊体育 委组织部选送，登载时有删减。该调研报告2016年被中组部评为全国组织工作重点课题调研成果优秀奖，被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评为一等奖。）